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大学,在创新中求变
发布时间:2015-11-19  浏览次数:

    在ARWU2015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工科在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中位列第11名,前10名中有9所都来自美国。

    南洋理工大学凭借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坚实基础与强大优势而享誉国际,并在全球50所顶尖年轻大学的排行榜上荣登榜首。

    在中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南洋理工大学已与30多所中国高校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备忘录和联合实验室。近日,南洋理工大学校长、瑞典著名植物生化学家安博迪(Bertil Andersson)教授就当前两国教育热点话题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帮助学生创新创业

    《中国科学报》:中国政府正在大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高校学生也将成为这一潮流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高校出台办法,允许学生休学创业,用各种实践成果来折抵学分等。南洋理工大学在这方面是否有经验?

安博迪:新加坡一直注重创新和创业精神,大力投资支持教育和研究。总体来讲,亚洲各国的创新能力仍然落后于欧洲。亚洲的学生可能有点照着流水线走,家长过度注重成绩。在瑞典和许多欧美国家,最具创新性的学生并不一定是尖子生,但他们富有创造力。一些欧美学生会休学一年专注创新创业。因此,如果想要发展创新,就需要家长、教育者和政府的思维模式转变。某种程度上,各国追求的充分就业也可能是阻碍创新的因素。毕竟,做员工总比自己开公司要舒适得多。

    为了保持科技先进性,南洋理工大学与劳斯莱斯、宝马等跨国企业都有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学校师生都可以参与到产业项目中,确保学校课程不仅是最前沿的,也可以满足产业需求。作为全球一流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开展各类项目培养和鼓励创新创业精神。我们将学生送到国际枢纽如硅谷或伦敦,让他们体验其他国家的创新机制。我们也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学习课室以外的知识。

    在过去5年中,南洋理工大学每年平均会接到330份暂时休学的申请。他们在这期间实习、开公司,或代表国家、学校参加体育竞技等赛事。作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暂时休学的年限最多是三年,但这并不包含在学生在校累积学习年限之内。南洋理工大学也通过全资子公司NTUitive支持师生创办企业,帮助他们将创新成果商业化。截至2015年3月,南洋理工大学共开办44家公司,其中13家由教授创办,31家来自学生。

    同时,南洋理工大学拥有世界级的先进设备推动创新创造性。学校新建的学习中心拥有56个智能学习课室,专门为合作性学习和互动而设计。一座座高楼上点缀着阳台和花园,为师生畅想未来、碰撞火花提供了大量的互动空间。我觉得表达创意需要自由,创新也需要时间。虽然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我们并不能构建创新,只能努力培育创新的沃土,在创新中求变。

    大学走向教育国际化

    《中国科学报》:国际化是目前中国高校聚焦的一大目标。您认为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水平的参考指标或特征是什么?应该如何进一步推动国际化?

    安博迪:国际化是知识的关键。古往今来,当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真的会促进人们扩展知识。美国和英国的高校就是很好的案例,他们引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高校必须要国际化。我有时觉得瑞典、法国等很多欧洲高校过于国家主义,授课和发表文章都用自己的语言。但当前国际通用语是英语,因此这种做法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

    新加坡高校在国际化上走得很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多文化、以英文为媒介的教育。包括交换学生在内,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教研人员来自70多个国家。实际上,南洋理工大学在全球最具国际化的高校中排名第十,已经形成了真正的国际化环境。

    中国目前有很多留学生走出国门,但同样重要的是,各国的学生和教授也能来到中国。如果只有中国老师和学生,那么他们就是在重复欧洲高校的错误。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MOOCs)的蓬勃发展会给高等教育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

安博迪:无论是新加坡、中国还是欧美,都无法忽视慕课所带来的全球教育新趋势。这是在我进入职场以来所见证的高等教育传递方式中最大的改变。人们已从约翰内斯·古腾堡时代跳跃到比尔·盖茨时代,从印刷机技术跳跃到信息通信技术(ICT)。

今天,教师不是年轻一代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互联网、ICT和计算机可以带给他们很多信息。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学生了解全局概况,并对知识进行梳理和整合。

    因此,在南洋理工大学与帝国理工学院合作新建的李光前医学院中,我们就没有设置常规性的讲课。所有内容都在平板电脑上,最重要的“教授”就是iPad教授。学生在课前阅读笔记,然后直接进入导师的辅导课、实验室和小组讨论。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学习方式。

    然而,我并不认为慕课会代替大学的存在。我相信混合式学习,也就是融合面授教育、基于ICT的教育和慕课的学习方式。这些对国际化来说都很重要。而面向未来,我认为大多数慕课都会以英语或中文进行讲授,这是中国应该注意的一点。

    慕课和其他基于ICT的教育也将有助于继续教育,特别是在职人士。对有家庭和被工作缠身的学员来说,慕课将方便他们在家里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现在已经在国际著名慕课平台Coursera上开设了三门课程:“美、形式与功能:对称性的探索”“法医学入门课”以及“电子商务基础”。这三门课程仅在去年就吸引了15.6万人报名,大多数来自亚洲,其次是欧洲和北美洲。其中有些课程计入学校学分。今年,南洋理工大学还将推出第4门课程“儒家哲学的探索”。

    高校的核心是“人”

    《中国科学报》:中国高校以发表论文数量、承担项目数作为确定教师发展、晋升、奖励的重要依据,对此评价褒贬不一,您认为怎样是比较科学的评价机制?

    安博迪:高校教研人员有两项任务,教书和科研创新。因此,需要同时评价两个方面。对科研来说,评价重点一直是学术出版作品和引用率。但不要局限于统计数据,不时进行外部同行评议也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如何评价交叉学科研究,也存在诸多挑战。因为期刊和学术作品往往都以学科分类呈现,因此很难对交叉学科的研究进行有效的评价。但是未来的挑战如此复杂,我们需要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目前,我并没有看到做得很完美的评价体系,但高校必须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评价,因为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高校的核心是“人”。

    《中国科学报》: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中国教育部工作重点之一,并在去年10月份出台了包括俗称“红七条”的若干底限,包括不得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不得索要或收取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高校存在的一些严峻现状。南洋理工大学是否有类似政策?

    安博迪: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极为重要,南洋理工大学对于剽窃和造假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学术界和高校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失去对科研诚信的控制。因为每出现一次造假事件,公众就会对高校失去一份信任。

    当前的职场压力可能造成有些人想走捷径。但是,所有高校都应建立健全科研诚信体系,一旦发现剽窃和造假,严惩不贷。2010年,南洋理工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科研诚信大会,发起并通过了《科研诚信新加坡宣言》。我们也对学生强调科研诚信,自2010年起开始使用防剽窃软件,引导师生采用恰当的引用方式,确保科研工作的原创性。